而且，《规则》明确要求，幼儿园小朋友和“特殊儿童”根本不适宜实施教育惩戒。因此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教唆幼儿“一人一耳光”殴打同学都不是一个“教育惩戒”行为，这既不是在“伸张正义”，也不是在“敢于作为”。这种行为根本不是正常教育活动的一部分，涉事老师或许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因此她为了避免承担责任，试图通过“授权打人”的方式把责任“均摊”到并无责任能力的幼儿身上，因此并不仅仅是方法不当或过激的问题，而是涉及到突破师德师风红线和底线的问题。
心理伤害
“多数人暴政”是由法国历史学家阿列克谢·德·托克维尔提出的一个政治学观念。在“一人一耳光”事件中，教室里的幼童处于一种理性和心智尚不完整的状态，而本该保护、教育他们的老师却利用了这一特点，将幼童当作工具发起了一场针对个体的“多数人暴政”。
在多数情况下，教师在对学生进行不恰当的暴力行为时，内心仍受到道德律条的约束和谴责，而“多数人暴政”能够让施暴教师在摆脱直接施暴者身份的同时，制造出一种“众怒难平”的假象，来抵消这种道德上的负罪感。当她使用“不是我想打你，是你犯了众怒，是大家要打你”来自我说服的时候，这种道德负罪感也就自然减轻甚至消失了。
但对学生来讲，这造成的心理伤害是双向且难以磨灭的，有网友在该新闻下留言说，班主任老师曾因个人矛盾，组织全班举手“投票”驱逐过自己，尽管在义务教育阶段这无法实现，但他很快被全班孤立而不得不选择转学，给童年留下了阴影。还有网友说，自己曾在老师的“旨意”和全班的“民意”下，被迫对自己的好朋友施暴，仅仅是因为老师认为他“不听话”，多年之后，自己仍为此感到痛苦和愧疚。
教育资源不应错配倒置
在“一人一耳光”事件被报道的同一时间段内，还发生了“小蜜蜂”事件：一名小学老师给上课爱说话的学生嘴上带“小蜜蜂”，拍摄视频并发到网络上后遭到举报，旋即从学校离职。这两起事件的共同点，是二者都并未真正意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，她们都以为自己在进行正常教育活动，只是方法出现了偏差。
很显然，她们缺乏必要的教育学理论和技能，不能胜任教师这一岗位，这凸显出另一个问题，即基础教育阶段的师资倒挂问题，因为幼儿和儿童的心智水平较低，自我保护能力差，因此对幼儿园和小学教师的专业技能和师德师风要求，实际上要比初高中老师高，而在实际操作中，二者的准入门槛却并不一致。
“好心办坏事”频出的原因之一是办事的人并不清楚地知道好与坏的界限和标准。这种师资上的错配倒置，与此类事件不能说没有关系。
无论是在“一人一耳光”事件还是在“小蜜蜂”事件中，涉事教师在网络上获得的支持不在少数，有人说“以前是严师出高徒，现在是严师被开除”，大众情绪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其自身利益的反应，情绪不一定是对的，但未必不能反映问题。然而在缺乏有效矫治机制的情况下，“一人一耳光”这种方式除了对施暴者和受害者造成双向伤害之外，又能伸张什么“正义”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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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鹤
责编 陈斌
（图片：配图）
